若是说壬辰年这天津地界上最大的变化，恐怕就是“通商银行”的悄然成立，通商银行初一挂牌便引起了天津金融界的关注——且不说其所持的股本，除去总督府拿出的官股之外，另有天津、上海等地知名华商的股本，便就是其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便足以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毕竟这银行原本就是一本万利之事，只要控制了银行，就等于扼住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咽喉，从而掌握国家的金融命脉

而通商银行的创办则意味着中国第一次试图把金融命脉掌握于自己手中

    通商银行虽说是以盛宣怀递呈的《请设银行片》中所请，可于李鸿章而言，其所看到的恐怕并非仅仅只是“银行枢机所系，现今举办新政、铁路，造端宏大，非急建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气脉，杜洋之挟持”

其看到的更深远处，恐怕还是朝鲜统监府凭借朝鲜银行发行货币，代理债券，筹码军款的方便，当然在另一方面，建立银行也是推行新政的必须

    “九督议政”表面上虽说让地方摆脱的言官、中枢以及保守势力的钳制，可另一方面却又割